表示研究胡適，多少具有一定的心靈上的一種想像。胡適也是位留學生，那個時代由於美國有著排華法案，因此無法留在美國，於是那一代的學人多半只能心不甘情不願的心情返國，面對落後的中國。詮釋是必要的，沒有什麼詮釋是不可以的，比如鐵礦對現代很重要的，但在冶鐵術發明出來之前，鐵礦是不具有意義的；史料也是一樣的，沒有經過詮釋的史料，也是不具有意義的。就如同1945年的臺灣究竟是「光復」，還是「終戰」？同樣的歷史事實，但因為我們對於現狀、立場、理論的不同，決定了我們對名詞選擇的差別，因此任何的歷史，從最基本的歷史事實，都是詮釋的問題。
回到胡適研究上，在臺灣的學者都會認為臺灣對於胡適研究趨淡，不過我認為這是淡中有濃，濃中有淡，更有助於胡適研究的沉澱。而近年中國掀起胡適熱，但在我來看不是真的熱，因為中國對胡適重新詮釋，在改革開放以後，胡適被塑造為改革開放的先知，這樣對胡適的詮釋只是為了符合中國式的社會主義。這波胡適熱便是大的思想、政治、社會轉變的產物，2012年《亞洲週刊》便提到中國拍攝的《建黨偉業》一片中，將胡適拍攝為一個正面人物，表示了中國對胡適的重新評價；又如十八大，就提到胡適思想的實踐主義，就是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」；胡適說的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，這就是「摸著石頭過河」；胡適說「容忍比自由重要」，這是要「建立和諧社會」；胡適說「充份的世界化」，這就是「與世界接軌」。這只借胡適為今用，在此情況下的胡適熱，是不可能有任何突破的。我們知道研究歷史要詮釋，要理論，但研究歷史也是要研究人，當胡適不再是神時，我們才能發掘真正的胡適。
胡適研究要有新的研究出現，必須有新觀點。研究胡適不能「資料熱，觀點盲」，比如我們研究胡適，不可能不看《四十自述》，但胡適40歲時，已是功成名就，他刻意忽略了上海時代胡適本身是個極端民族主義者；又如胡適的留學生涯，我們會看他的《留學日記》，會看到他讀了許許多多的作品，我們會驚訝於他竟然讀了那麼廣泛的作品，但卻忘了他是在美國讀書，這些作品大多是課程中所必須閱讀的作品。再如胡適的博士學位又為何晚了十年才取得？這眾說紛紜，但我細看他的論文，發現胡適的論述充斥著康乃爾大學時代習得的唯心論，與杜威的實驗主義是有衝突的，因此胡適之所以無法通過口試，應該是過不了杜威這關。因此，對於胡適的研究不能只使用重要的史料，同時也要注意到其他史料，才不會淪入「資料熱，觀點盲」的困境。
胡適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，比如胡適認為中國沒有文學，因此他企圖引介外國的範本，因此便在在短篇小說第二集中引介普羅文學，但這卻不受青睞。比如《紐約克》雜誌曾找了學者提供中國近代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說，於是該學者便寄去了魯迅的小說，這隨即便被退件，這是因為文化上的隔閡，使不同文化的人根本無法理解魯迅。
在胡適研究上，完全是男性觀點主宰的領域，2001年南京的一場胡適120週年的研討會，34個發表者全部是男性，這雖然不是主辦單位的過錯，但主辦單位完全沒有意識到這點。對於胡適情感世界的研究，幾乎無一是由男性的角度來探討。胡適一方面是位極為注重隱私的人，但同時因為他具有歷史學家的意識，因此在他的日記中處處留下「此地有銀三百兩」的啞謎，因此在爬梳胡適史料時，有如解謎一般。如胡適在日記中寫道：「下午，米桑來， 11年半沒相見了！」「米桑」顯然是人名，但「米桑」究竟是誰？答案其實不難索解「米桑」就是曹誠英。根據胡適日記的記載， 1923年9月21日，胡、曹二人在杭州度假時，曾經同看大仲馬的《續俠隱記》，胡適據此遂寫成《米桑》一詩。江勇振教授以這些例子來說明，作研究端看有沒有新的觀點，否則永遠只是在胡適的資料裡面繞，讓胡適牽著鼻子走，而無法發現新意。
Gasta Marcus Hobbitia 